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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
作者:彭林 来源:《红旗文稿》 时间:2012-08-27 10:30:16 点击量:2251
    人类文明是多元文明。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环境中,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本,是民族凝聚与发展的深层动力。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其基本要素有:服饰、节庆、语言文字、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这些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与当地的气候、山川、风物、传统等浑然一体,是民族历代先祖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在民族内部,无论是文盲,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首脑人物,在这些特征上是一致的。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分成两类:一类叫亡国,另一类叫亡天下。亡国,是一家一姓的“国”覆灭,被新的王朝替代,文化没有发生变化,对社会震动不大。亡天下,是原有的“国”亡了,文化也被异质文化所置换,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种”,已被消灭,是亡国加上灭种。亡国的责任,由享受高官厚禄的官员承担。亡天下的责任,则属于国家的每一个人。梁启超先生将顾炎武此文归纳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字。顾炎武将文化的存亡与民族的存亡等同,极具卓识,可谓振聋发聩!之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它就成为鼓舞民众救亡图存的最有力的口号。作于抗战时期的《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语,就脱胎于此。

  民族文化越弱,民族凝聚力就越弱,如同一盘散沙。民族文化一旦消解,则民族将走向消亡。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民族,由于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典型的例子是契丹。契丹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号辽,曾长期与北宋政权对峙,影响很大,以致俄罗斯语中的“中国”一词,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注意固守本民族文化,盲目追随其他民族的文化,久而久之,民族内部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核心,尽管契丹人的后裔还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但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彻底消失。历史是无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必遭淘汰。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民族文化还在,即使被侵略者所占领,就还有复国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文化已经消失,既使没有被占领,也是名存实亡。

  人类社会早期,曾经涌现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几大文明,但在公元前后,中国之外的诸文明,都被外来文明侵占而灭亡,成为失落的文明。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因而人们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的称呼加以区别。中国文明是迄今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古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保持中华文明发展的势头,再造辉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西方人的文化战略

  西方人很早就将文化运用于战略层面。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面对积淀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最初几年几乎毫无作为。后来,他们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发现政府非常重视历法,王朝更替之初的大事之一,就是“改历颁朔”。中国的天文历法之学原本非常发达,但明朝政府严禁民间研究历法,此学开始衰落。传教士提出“文化传教”的策略,以此挫败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并要求罗马教廷多派懂得天文历算之学的传教士、多带天文仪器来华。随后,又提出与中国天文学者比赛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大获全胜,得到康熙帝赞赏。中国文化的缺口终于被打开,这是西方势力用文化楔入中国的成功范例。

  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和平竞赛”,作为第一个交流项目,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举办一场展览。苏联在美国举办的是炫耀其宇航技术的展览,美国人看到如此先进的宇航技术非常不安,认为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美国在苏联举办的是介绍美国人家庭厨房的展览,观众目睹美国家庭高品质的生活,自惭形秽,感叹自己白活了!由此对美国大有好感。其后,美国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派遣文化间谍深入民间,传播贴面舞、脱衣舞等娱乐形式,腐蚀苏联青年,进行文化渗透。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生动地描写了这一背景之下苏联青年的整体堕落。当时日本某记者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发表系列采访,认为苏联的年轻一代对人类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已经毫不关心,他们一心追求的,是到美国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美国的渗透最终获得成功,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他们的洲际导弹、人造卫星、航空母舰等,一件也没有用上,美国真正达到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不费一枪一弹,用西方文化彻底瓦解了苏联。

  近年,美国人策划的“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其切入点就是文化认同问题。美国在推行军事、经济霸权主义的同时,积极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强势冲击各国异质文化,试图用美国文化统一全球文化。不少经济落后的弱势民族无力抵挡,话语权越来越少,他们的文化正在被遗忘,越来越边缘化。我国也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我国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婚恋理念等“向西看齐”的趋向不容忽视。我国已经连续八年离婚率超过结婚率。深入许多人的理念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想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不少大学生说,遇事不问是非对错,但问是盈是亏。基督教在民众中尤其是在知识精英中迅速渗透,令人触目惊心。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前所未有。

  法国最早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文化全球化,加速弱势文明的消亡。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电影市场的60%被美国占据,某些西欧国家则高达80%—90%。美国对西欧文化的冲击如“铁罐”撞“陶罐”,西欧本土电影严重萎缩,市场所剩无几,国民价值观也随着美国电影的进入而悄然改变,长此以往,后果堪虞。在美、法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强调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应该等同对待,法国则认为文化产品虽然有商品的属性,但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因此它不是普通商品,不能从属于商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法国人同仇敌忾,把文化的单一化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敌人来加以反对。

  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20多年前,韩国有学者提出“文化领土论”的观点,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国界在实际上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影响划分的领土。文化影响有多大,实际领土就有多大。韩国国土虽然不大,但非常重视用文化塑造国家形象,近年不断加快文化输出的力度,成效显著。

  三、树立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与自尊

  20世纪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全线崩溃,妄自菲薄,甚至追随欧洲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们认定,人类文明处在同一个坐标之中,西方人居于这一坐标的高端,中国比西方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处在这一坐标的低端。因此,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上述论调完全违背历史事实,需要彻底澄清。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三大文明起源中心:两河流域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和大麦,中国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中国实际上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小米)与南方的水田农业(大米)两大块构成的,它们经过数千年的交汇与融会,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夏商周青铜文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进入巅峰期。上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北纬30度附近,东西方同时出现巨星级的先哲,如印度的佛祖,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人类文明获得重大突破,我们至今无法超越。他把中国列入全世界四个“不同寻常的地区”之中,证明中华古文明是得到西方学界认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目睹这场列强之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再盲目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因而鼓励倡导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不悖的两大文化体系,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中华为五大洲之最大国,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四千余年历史未尝中断,有四百兆公用的语言文字,有三十世纪前传来的古书,凡此均为“世界莫能及”;又是“世界文明之祖国”中唯一“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的国家,无论是上世史还是中世史时代,中华文明处处堪与欧洲文明匹敌;“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但国民必定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他自称是“伟大国民一分子”,为中华文化“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见解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界热衷于文化自戕。时至今日,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已经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是其产物。然而在国内,鄙弃中华文化,全方位追慕西方文化者依然不少。

  《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水的蓄积不深,就没有负载大船的力量。在堂上的低洼处倒一杯水,就只能浮起一根芥草那样的船,放一只杯子就搁浅了。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艘即将扬帆远行的航船,那么,它需要的不是一洼浅水,而是足以负载它的大海,不言而喻,这就是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古老的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犹如铸山为铜,煮海为盐,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四、建立文化战略

  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华人的心,增强向心力,消除离心力,发挥文化独特的功用,这就需要把文化放到战略层面来谋划。

  首先,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汇通,正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人类的一切。根据《圣经》的教义,人有“原罪”,人一生下来,就想做坏事,一刻也不消停,所以人性本恶,因此,人的灵魂要交给上帝管理。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文化显示了迥异于西方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救世主,天地之间有正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性本善,人有良知,灵魂要由自己来管理;通过修身进德,可以成为君子甚至圣贤。最近几十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由于上帝的存在得不到科学的证明,西方年轻人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锐减,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将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证明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出了严重问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正好解决了西方文化的缺失,必将受到未来西方社会的关注和欢迎。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尽早从战略高度来谋划文化建设与谋篇布局。

  第二,建立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欧洲人对于自身的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与认同,例如对于“文艺复兴”的成就,人人都能娓娓道来。这既有利于凝聚民心,增强自豪感,也有利于向外部世界传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理念,举国西化。其后,不少日本学者和政要出访欧美,东道主为之安排讲演,希望他们介绍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日本人顿时觉醒到民族文化对于提升国威的重要性,于是转而大力发掘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形象。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但是,经过近百年的自戕,举国上下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极为纷乱,全盘否定者、虚化者依然不少。热爱者虽居多数,但大多处于自发的、散在的状态,所知不成体系,没有理论深度。甚至一说中国文化,就是茶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似乎中华民族是只会吃喝,没有思想的民族。我们应尽快组织力量,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例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社会尊奉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是什么?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过哪些贡献?等等。

  西方世界的对外行动,包括发动战争、经济制裁、政治打压等,总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一切都在道德的旗号下出手,令对方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是,无论是在我们贫穷的时代,还是在崛起的时代,西方政客与媒体无不对我们加以抹黑与丑化。痛定思痛,我们不能拱手相让,一定要把道德制高点夺回手中。

  中华民族自古以道德立国,孔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特殊贡献,因而能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是贯穿古今、深入民众之心的道德主轴。有关的论述,经典中多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生。中华民族是仁爱为怀的民族,是富于正义感的民族,我们始终反对不义之战。对这些,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完美对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仁义、礼乐、谦敬、诚信、忠孝、中正、清廉、和谐、荣辱、自律等基本要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强的互洽性,与我们党的理念也有重叠的部分,我们应充分吸收。当今的世界外交错综复杂,如何巧妙应对?我们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智慧。《战国策》一书,记载了如何远交近攻、借力发力、分化瓦解、围点打援等,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智慧,对于提升相关人员纵横捭阖的能力,大有裨益,理应成为外交人员的必修课。

  第四,文化立国,教化为本。文化的基本属性不是商品,更不能等同于歌舞娱乐。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用道德理性、正确的制度与规范引领社会向上。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经过教育才能具备,所以《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严复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树立人格与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如今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任何一个层次,人格与国性的教育都有一定缺位,使孩子从小只受到个人奋斗的教育,却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某些为富不仁的商人,造假添毒,危害社会,民怨四起,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国是礼仪之邦,讲究尊老孝亲、善友睦邻、诚信宽厚、礼让自谦等等,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腾飞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这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解决的,需要从学校、家庭、社区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五,做中华文明的领航者。中华文明是东亚文明的灵魂,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是祖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强化中华文明领航者领军者的地位,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形象,构筑对话平台,保住海外华人的根,具有战略性意义。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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